最高法近期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显示，2013年至2015年，中国各级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重大刑事冤假错案23起，包括浙江“张氏叔侄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案件。

　　反观这些被平反的冤案，朱征夫发现，在过去有罪推定、侦查中心主义等理念的影响下，侦查机关提起立功授奖的现象较为普遍，且现在依旧存在。

　　朱征夫指出，有些刑事案件侦查程序刚结束，检察机关尚未起诉，法院更没有审判，侦查机关就迫不及待地开表彰会，一边大肆宣传报道，一边颁发奖金、报请立功甚至对有功人员提拔重用。可结果是，经过起诉和开庭审理，有的“重大刑事案件”被证实只是“一般刑事案件”，根本不符合立功授奖的标准；有的案件甚至被证实是错案，所谓的“严重刑事犯罪”被法院宣告无罪；使先前的表彰会不仅显得非常滑稽，也严重损害了侦查机关的公信力。

　　“那些已经被纠正的冤案中，当年的办案人员的立功受奖并未及时撤销，因办冤案立功而得到职务升迁的人没有及时处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立功受奖的错误政策导向。”

　　朱征夫侦查机关停止这类错误做法，原因在于其存在四方面危害：

　　第一、违背无罪推定原则。朱征夫指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奖励条令》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奖励条件是以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为前提，惟有法院才能通过审判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在法院判决前，任何人也不得被认定为犯罪。因此，公安机关提前搞立功授奖，实际上是代替法院提前把涉嫌犯罪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提前把“犯罪嫌疑人”当成了“罪犯”。

　　第二、树立了错误的政策导向。朱征夫认为，此举必然诱发侦查人员急功近利的办案思想：把罪行搞得越严重、抓的人越多、查获的赃款赃物数额越大，就越有可能获得精神物质奖励甚至职务升迁的机会。

　　第三、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在朱征夫看来，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与案件不应当有利害关系，但实践中，不管是单位还是个人，如果立功授奖是因为侦破了“重大刑事案件”，有人就自觉和不自觉地希望案件一直“重大”下去，而不能接受案件变成一般刑事案件，更不能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宣告为无罪，否则就与立功授奖的“英雄事迹”不匹配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案件已经结束侦查程序，进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仍会有人给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施加压力，意图使案件继续作为“重大刑事案件”来处理。这样既影响检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也不利于法官对案件作出独立的专业判断。

　　第四，不利于实现“以审判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突出法院审判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法院审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侦查程序必须为审判程序服务，所获证据应当提交法庭质证和辩论，并由法庭来决定是否采信。不是侦查说了算，而是审判说了算。所以，继续搞提前立功授奖以达到先入为主目的的做法已经与“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求不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