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秋交会就要来了，那张叫“无罪证明”的纸是否又要大行其道？
　　今年春交会，“无罪证明”——广交会组委会为保证大会安全，要求除国外采购商之外，凡进入馆内的人必须出示公安机关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方可办证，曾引发热议。可是，为大会安全采取的这一新举措，却存在一系列严重的法律缺陷。
　　首先，哪些人能够提供“无罪证明”？遵纪守法、没有刑事犯罪记录的百姓，当然可以拿到“无罪证明”；可是，按照无罪推定原则，有的人即使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未经法院的审判程序宣判有罪，也还只是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记录，也还是可以拿到“无罪证明”的。比如说，拉丹虽然是美国通缉的头号恐怖分子，但由于未经法院审判并确定有罪，在法律上不能认为他有刑事犯罪记录。也就是说，广交会组委会要求的“无罪证明”，拉丹也拿得出来。“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有几个是有犯罪记录的？可见，“无罪证明”管得住遵纪守法的百姓，却难管住真正的恐怖分子。
　　耐人寻味的是，根据广交会组委会的要求，国外采购商是无须提供“无罪证明”的，不论这样区别对待是否出于媚洋和自我矮化的心态，它至少说明在实际操作中“无罪证明”本身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其次，哪些人不能提供“无罪证明”？那些曾经被法院宣判有罪的人。这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正在执行刑罚和接受教育改造的人，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不可能去参加交易会；另一部分是已经执行刑罚重新回到社会的人，这一部分人正是交易会可以通过“无罪证明”来拒绝进入的人。
　　可从法律上说，他们恰恰是不应当被拒绝的人，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了代价，在法律上已无亏欠，他们也有重新做人的权利，包括进入交易会场馆的权利。一项公共政策把所有经过劳动改造的人都加以拒绝，那劳动改造和悔过自新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罪证明”实际上构成对一部分“人民”的公然歧视。
　　还有，也许是最值得思考的是，谁有权力要求我们证明自己无罪和没有犯过罪？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行了“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均推定其为无罪。这一原则与天赋人权理论密切相关，即人的基本权利与生俱来，因为人生来无罪，所以无罪不需要证明；而且无罪行为是消极行为，不像积极行为，干过的事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没干过的事怎么证明？可见证明无罪何其难矣！自《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任何国家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没有权力要求公民证明自己无罪。在春交会上要求公民提供“无罪证明”，就是要求公民证明自己没有犯过罪，它与要求公民证明自己无罪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的逻辑前提却惊人地一致，即有罪推定：它要求进交易会场馆的人去证明自己没有犯罪记录，举证责任由他们自己承担；这些进交易会场馆的人都是不特定的人，针对不特定的人的要求就是针对所有的人的要求，也就是说，它把我们所有人都推定成有犯罪记录的人！
　　在“无罪证明”这张的纸上，我们没有看到安全，只看到在安全名义下对人权的漠视；我们也没有看到和谐，只看到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对人心的伤害；我们更没有看到对正义价值和法律原则的起码尊重，只看到无知无畏的行政方式对多年来法治建设成果的蔑视。“无罪证明”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