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正义，它的实现方法应当是节俭的，它的表达方式应当是朴素的。
　　在我们这个人多地少、物资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人民群众大多数尚不富裕，如果他们维护合法权益的花费过高，耽误工作或影响农活，许多人就可能因讼致贫、因讼返贫、或因贫弃讼，导致他们失去主张和维护合法权益的积极性，从而使权利损害得不到救济，不法行为反而受到纵容。因此，司法程序应当帮助人民群众以最省力的方式参加诉讼，司法机关应当帮助人民群众以最省钱的方法获得正义。
　　同样地，在我们这个以乡土人情为主要特征、缺少法治传统的社会，人民群众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有的虽然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对法治和法律缺少必要的认识，如果我们的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的司法机关机械照搬法律程序，只管自己坐堂问案，一味强调法言法语，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接受能力和交流习惯，司法活动就不能被群众理解，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就得不到准确和充分的表达，为此，司法过程应当用人民群众看得清的形式去开展，司法人员应当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去交流。
　　正义应当是俭朴的，这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给我们留下的重要启示。作为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在办案时没有高高在上，不顾群众可能面临的各种花费把群众唤来使去，而是处处方便群众，到田间地头巡回审理，就地解决；他也没有用臃繁的程序和生硬的语言去吓唬群众，而是设身处地考虑群众的感情和要求，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用群众熟悉的方式和群众能够理解的语言与群众交流。回顾马锡五审判方式使我们看到，公正的裁判不是来自于司法人员的闭门造车，而是来自于对群众利益和愿望的充分了解和考量；法律的权威也不是在脱离群众、孤芳自赏的过程中产生，而是在密切联系群众并得到群众真心拥护的基础上建立。可以说，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本质就是群众路线，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俭朴。我们也可以说，俭朴的司法方式是群众路线在司法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它最符合我国现今特定历史阶段司法工作的客观规律。
　　有人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调解，其实不然。调解作为一种古老的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解决争议的方式，它并非马锡五的发明。不错，马锡五所处理的案件多数以调解方式结案，但这并不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本质。调解结案实际上是俭朴司法方式的自然结果：因为司法程序是节俭的，它更容易为群众所接近；因为交流方式是朴素的，它更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在此基础上，群众更容易提出通情达理的利益主张，更容易进行心平气和的利益协商，也更容易达成公平合理的利益妥协。但是，调解毕竟是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的，当事人在具体利益上的让步和对实体权利的处分应当基于心甘情愿，这意味着片面强调调解或过分追求调解结案率必然会使案件该判不判、久拖不决，甚至发生以某种可能的判决结果对一方当事人施加压力、促其让步的现象，从而使调解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志，造成案件处理不公。所以，把马锡五审判方式简单理解为调解，以及把调解结案率作为学习实践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衡量标准显然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误读。
　　还有人担心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可能会损害司法人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其实不必。密切联系群众并非无原则地迎合群众。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同时迎合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是不可能的，群众路线和俭朴的司法方法只是为了方便群众主张权利和实现权利，并不是改变法官公正裁判的地位和正确实施法律的使命，因为只有公正地、正确地实施法律才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群众并非完美，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人民政权存在的基础和目的，但作为每一个个体，他们的利益主张并不是都有法律依据，也不是都在主张自己的眼前利益的同时兼顾了自己的长远利益，或者在主张本人利益的同时兼顾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因此，法官们在群众路线的指导下实施法律，既要贴近群众、充分考量个别群众的利益诉求，又要遵守法律规定，维护法律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法律体系又不尽完善的今天，这实际上对法官们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们要应对日新月异的利益诉求，要用自己的职业理性和专业价值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还要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与群众沟通。别的不说，单是把法律语言通俗化就需要法官们苦练内功，试想想，讲出来的话既要让理解能力不同的群众能够听懂，又要保留法律应有的准确性和严肃性，岂不是需要对法律精神有更深刻、更透彻的把握吗？
　　正义应当是俭朴的，俭朴的司法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正义。虽然时代变了，司法人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到田间地头和乡村茅舍去办案，但对俭朴的追求不能变：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方便群众主张权利，让群众以更省钱、更省力的方式实现权利。
　　司法正义之所以应当俭朴，因为俭朴的司法方式更能帮助群众实现正义，更能体现人民政权的本质：来之于群众，用之于群众。同时，俭朴的正义也更接近正义的核心价值：让所有的人各得其所；还能更有效地承担正义的神圣使命：减少人间痛苦，增添人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