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征夫
                                                          （2012年9月7日《南方日报》刊登）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拥有了手机，它的特点是，几乎人手一部，随身携带，随时使用。自人类产生以来，还没有任何东西像手机一样与人的关系如此紧密。怕饿的人可能会随身携带食物，但一般只会在饥饿的时候想到它，不会动不动拿出来翻看；爱美的女士会记得把化妆品带在身上，以方便随时补妆，但在回家以后就会卸妆，直到第二天出门前都不会再碰它；手表虽然戴在手腕上，但如果不赶时间，它会被晾在一边；宠物可能会与主人朝夕相伴，可并不方便带出远门；惟有手机与人须臾不可分离并时时被惦记。毫无疑问，与人的关系如此紧密的手机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也在改变社会管理的方式，包括我们实现法治的方式。
　　一， 用手机参与立法
　　过去制定法律时，最让法学家和人大的官员们感到难办的问题，不在于能否找到外国的立法经验，也不在于是否领会了领导的意图，而在于如何了解群众的意愿。立法的过程主要是一个利益平衡的过程，没有充分了解广大群众的意愿，就很难搞好利益平衡。开座谈会、组团四处调研是经常采用的办法，但既费时费力，又容易被利益集团绑架，还不容易听到真话。现在这一问题有了解决办法，那就是手机，与网络相连接的手机。
　　此次刑诉法的大修，我们有幸见识了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立法讨论。形形色色的赞美、谩骂、批评、抱怨夹杂着各种各样的真知灼见在网上如潮水般汹涌奔腾，核心是如何更好地保护人权，约束公权。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用的是手机，手机和手机的网络化使人们的广泛参与成为可能。直到交付表决的前一天，由于未能如愿以偿地将草案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条款拿下，还有人通过手机呼吁人大代表抵制表决，但赞成交付表决的似乎占了多数：“虽然不够完美，却已有很大进步，还是先过吧！拖到下一次还不知啥时候呢！”
　　这些天，修改后的民诉法中公益诉讼的主体问题，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对律师的处罚权问题，又是手机上讨论的热点。可以想象，将来的国家立法活动，尤其是与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都少不了一个基本流程：接受群众和手机的检验。
　　二， 用手机监督法律的实施
　　据说，南京的官员们现在已经改变了习惯，不抽名烟，不戴名表，不开名车。这一改变归因于周久耕事件。周久耕，这位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在房地产调控时曾经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的言论，被人抓住了抽1500元一条的天价香烟和戴名表的镜头，在网上得了个“最牛房产局长”和“天价烟局长”的雅号，后来被查出犯受贿罪，判了11年，没收财产120万元。最近，陕西省安监局杨局长，因在悲惨的车祸现场面带微笑被人逮个正着，然后被网上人肉一番，竞被发现在不同场合戴着多款名表，这些名表加起来既超过一个正常人的消费欲望，也超过拿公薪的杨局长的消费能力。看来是时候请杨局长证明自己的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了。
　　手机，尤其是它的拍录功能，正在赋予“现场”新的含义，也为“公民监督”带来新的力量。过去，一位普通公民想扳倒一位劣迹斑斑但势大权重的干部何其难已！但现在不同了，因为有了手机。如今，官员们的言行都处在手机的包围之下。这些手机，同时也是照相机、摄影机和录音机，发现问题，便及时拍录，传输上网，引众人围观。众人之中，或许有法律专家，但无须都懂法律。法理与事理相通，公众凭良知和生活常识便可判断是非。于是，对擅权枉法的官员，大家口诛笔伐，不依不饶，其中也有语言暴力，甚至侵害合法权利，但通常因证据确凿，人赃俱在，有关部门不得不出面处理，即便有袒护之心，也只好丢卒保车，“谁叫这小子不小心点？”
　　手机会逼迫官员们都去作演员吗？这不重要，手机会告诉我们哪些人是在作秀，哪些人是在干实事。重要的是手机在逼迫公共权力到阳光下依法运行，逼迫行使权力的官员去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无上权威。当然，即使最乐观的人也不会同意用手机来取代约束权力的制度安排，因为这不是人们对手机的合理期望。
　　在保护弱势方面，手机也未甘落后，微博打拐便是成功的范例。手机，使打拐工作有了无所不在的举报渠道，不仅方便快捷，而且成本低廉。遇有流浪儿童，或者疑似人贩，拍下照片，向警方报案，或供家属辨认，或供民间打拐组织进行海量比对，已成功地帮助无数“宝贝”安全“回家”。
　　手机还在帮助这个社会建立诚信。慈善机构想知道捐出的善款是否真的用来给孩子加了菜，就给孩子们留了几部手机，由他们在每次吃饭时拍几张照片，传送到千里之外供总部工作人员分析判断。因为有了这几部手机，慈善机构便不再担心善款被挪用了。
　　手机可以记录我们身边发生的一起，从邻里纠纷，车祸现场，到公共事件。对手机的主人，只是举手之劳；但对媒体，可能是新闻曝料；对执法部门，可能是办案线索；对法官，可能是判案依据。
　　三， 手机方便律师执业
　　在律师楼，《法库》和《法规汇编》现在很少有律师使用了，因为在网上查得更快更方便，还会顺带看到一系列案例。律师出差或者出庭，很少人会扛上大部头的法条，最多只是把关键的几条规定复印好，和案卷放在一起。如果临时要查找哪一条哪一款，只需打开手机，输入几个关键词。
　　到法院、检察院阅卷，再也看不到律师和助手在复印机旁挥汗如雨的工作场景了，他们现在通常是拿着手机对着案卷不停地按动快门。在会议室，助手们也无须再为记笔记的速度发愁了，他们只要打开手机的录音功能，把它放在发言人面前即可。如果办公室有急件需要查看，律师也不用急匆匆地往回赶，邮件，扫描文档或者照片都可迅速发到他的手机上。
　　在律师与当事人的沟通方面，手机正发挥其无可取代的作用。他们已不再写书信，除非当事人在看守所，或者监狱。他们用手机短信。对律师来说，当事人发来的短信比书信省事，比电话详尽，有利于律师更迅速、更全面地理解当事人的法律问题；对当事人来说，律师用短信回复法律咨询会更严谨、更简洁、也更解燃眉之急，既方便存储查阅，也方便与亲友分享。有时候，律师报告好消息的短信会被当事人长期存在手机里，以便随时查看，重温权利得到保护、正义得到伸张的幸福和喜悦。
　　手机太重要了！很难想象律师们没有手机的日子将怎样度过。如果一定要说手机的缺憾，那就是将来博物馆想收集名律师的工作手稿会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既很少写信，也很少在稿纸上写法律文书了。
　　手机方便了律师，也当然方便了法官和检察官。明天的手机是否能帮上更多的忙？在手机上开视频会议？有可能；在手机上开庭？有点难；那不仅取决于科技的发展，还取决于对“当场”和“当庭”的理解，至少，可以先争取在手机上调解。在此之前，能否实现在手机上立案和送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对律师们来说，如果当事人在手机上增加支付功能，那就再好不过了！
　　四， 手机促进法律知识传播
　　“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法律是不够的，法律要树立尊严，必须有更多的人了解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这就需要普法。过去，普法工作的某些方面之所以让人不敢恭维，是因为一提到“普法”，就使人想到“遵纪守法”，普法教育总是被搞成“守法教育”、“听话教育”，甚至“奴化教育”。天天说你是在“当家作主”，却总在教你“守法”、“听话”，岂不自相矛盾？
　　现在，手机降临了，它准备改变这一切。因为有了手机，人们不再是单纯的普法对象，而成为知法用法的主体；教育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自觉的搜索和学习；法律知识不再是法律人的专利，而是手机的主人维护合法权益、监督公共权力的有力武器。
　　领导在台上侃侃而谈，他讲的话符合法律规定吗？别急，先在手机上查查看；政府又搞了个新规定，这个规定有法律依据吗？还是在手机上搜一搜再说！本人今天的行为符不符合法律规定？会是什么法律后果？先在手机上找找法律条文和有关案例吧！不行的话明天再跟律师打电话••••••
　　不管我们是否乐意，手机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致力于把民主法治化的同时，手机也在雄心勃勃地帮助我们把法治民主化。毫无疑问，手机将和我们一道，去寻找和创造民主法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