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1980年的夏天，父亲送我到武大报到。那时我不满16岁，也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周围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我第一次见到火车，原先只在电影里见过火车；第一次遇到那么多讲普通话的人，我不会讲普通话，在家乡，只有收音机里讲普通话；东湖比家乡的水库大多了；长江也是不同的，在家乡，长江边长满了树，孩子们可以随时下去游泳，到了夏天，脱光衣服往下跳就是了。
　　法律系在当年刚刚恢复招生，我们80级开始有60名同学，后来有两个同学出国，一个同学病退，只剩下57名了。老师也是老先生居多，我的印象中，当时法律系只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没有一个助教。张泉林先生和魏再龙老师讲法的基础理论，何华辉先生讲宪法，马克昌先生和喻伟老师讲刑法，凌相权老师讲民法，宋太郎老师讲民诉，曹罗瀛老师讲刑诉，蓝海昌老师和项克函老师讲国际公法，李双元先生讲国际私法，张铭新老师讲中国法制史，陈抗生老师讲中国法律思想史，张学仁老师讲外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律思想史，陶毅老师讲婚姻法等等。整个本科阶段，我似乎没有找到学法律的感觉，这使我一直认为多一些生活阅历以后再学法律会更好一些。我对哲学和历史更有兴趣，曾经想要把文科图书馆的哲学书都看一看。这一愿望当然没有实现，因为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本科的最后两年，我把《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政府论》、《常识》、《论自由》、《代议制政府》等著作彻底地读了一遍。
　　我的专业课成绩因此总是不理想，既不能让老师满意，也不能让自己满意。但分数看来不是最重要的，刘道玉校长领导的教育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武大在全国最早实现学分制，学生可以更灵活、更主动地选课和听课。因为一系列改革，珞珈山在沸腾之中，每天都有一堂别开生面的讲座，或一个新的学生社团宣告成立，校园里尽是热情、浪漫、理想的气息和“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人们满怀期待，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直到86年冬天，人们才不得不重新面对严酷的现实。
　　本科毕业时，韩德培先生在陈明义老师的陪同下到桂园六舍二楼与我们道别，同学们围着两位老师久久不愿离去，分别时，韩先生在我的毕业证上写下“自强不息”四个字，陈明义老师写下“艰苦奋斗”四个字。研究生毕业后，我怀揣着母亲给的200元钱、硕士学位证书和写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毕业证只身来到广州。由于语言不通、水土不服，最初在广州的生活不堪回首。在最孤独郁闷的时候，我会翻开毕业证，望着老师的留言发呆。我于89年秋天辞去工作后自己第一次创业，创业失败以后生活没有了着落，就在我打点行装、准备搬家的时候，毕业证从背包里掉到地上，“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映入我的眼帘，看到恩师的教诲，想到自己命运如此不济，生活如此艰难，顿时百感交集，怆然泣下。
　　我后来做了律师，因为律师制度改革后容许律师自由执业了。这是我的理想，当年看了印度电影《流浪者》后选择法律专业，我总以为自己生来就是要做律师的，这个职业十分符合我自由不羁却又爱拔刀助人的个性。有一次回到学校见了马先生，他听说我做了律师非常高兴，反复嘱咐我要做一名大律师。我当时心中的大律师是那种办大案、赚大钱的律师，所以未能完全理解马先生的嘱咐，因为我并不想赚大钱，能够赡养父母、养活妻子和孩子就可以了。几年以后，我又回到母校攻读余劲松教授的博士，然后到哈佛法学院学习法律，回国后继续执业，我逐步领悟到马先生的“大律师”的含义：法律的本质是正义，正义的本质是“善”；律师不是商人，律师的价值不是由金钱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执业的境界决定的；律师是正义的仆人，他服务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命于正义事业的需要；人类社会远未美好，公平正义任重道远，因此，大律师，是那种献身正义事业的大胸怀、大慈悲和大无畏。它是一个律师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却又需要傾其一生去努力追求的价值目标。
　　珞珈山的生活是我心中永远的珍藏。提起珞珈山，我会想到自己的青春年华，想到王世杰、周鲠生、梅汝璈、燕树棠等法学先贤的辉煌历史，想到韩德培、姚梅镇、马克昌、何华辉、梁西、黄炳坤、李双元、李谋盛、李龙、余能斌等法学前辈和那些师长的音容笑貌，还有众多师兄弟、师姐妹的同学情谊，以及“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和“做一名大律师”的谆谆教诲。它是我永远的力量源泉，永远的精神慰籍和心灵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