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职8年，提交几十份提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前的一年时间里，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外出调研8次，又给大会带来了5份提案，涉及公检法改革等问题。

　　3月2日，朱征夫接受民主与法治社记者专访。

不能以“监督”名义干扰法院

　　我国法律强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个提法要重新考量。”朱征夫掷地有声。

　　他认为，侦查起诉等过程最终要服从于法院的裁判。法院如果枉法裁判，其他部门对其进行监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以“监督”的名义来干扰法院的独立裁判。朱征夫提出，有效防止冤假错案，在体制上应该由过去的互相制约过渡到审判程序中心制上来。

　　朱征夫说，由于破案压力大，地方保护、刑讯逼供、办案人员专业素质差所导致的冤假错案屡见不鲜。避免冤假错案，除了体制上转变外，还需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全社会都要强化无罪推定意识。

　　有罪推定在我国社会中有很大的市场，这不仅表现在受害人家属所要求的“杀人偿命”之说，也表现在媒体审判的越俎代庖之举。媒体在法院还没有判决之前就开始讲故事，用贬低甚至是谩骂的语言来进行报道，在全社会形成了未审先判的社会氛围。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领导干部缺少尊重司法规律的态度，司法机关缺少抵抗外来压力依法独立判案的态度。

　　“出冤案千万别只怨司法机关，全社会都有责任。”朱征夫表示，备受关注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福建念斌案等背后都有“有罪推定的影子”，“无罪推定的理念”亟须全社会形成共识。

　　除此之外，朱征夫认为，最高检、最高法所提出的“自我惩戒”举措，能对检察官和法官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防范干预司法重点在去行政化

　　法院和检察院改革意见中均提到了“防范干预司法”的问题，朱征夫认为：“防范干预司法重点在去行政化。”

　　朱征夫建议，去行政化要在法院内部、法院上下级之间以及法院外部三个方面同时进行。

　　朱征夫主张，法院内部去行政化，法官在判案时要独立审判，不要让庭长、院长进行把关，“一把关就有行政干预的机会”。上级法院也不用改判率、调解率来控制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从而保证上下级之间去行政化。

　 “书记市长不要给法官打电话，领导不要用行政权力要求法官讲‘社会效果’。”朱征夫着重强调法院外部去行政化的问题。他表示，法官判案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任何时候也不是为了行政色彩笼罩下的“社会效果”。

　　“讲求社会效果，实质上就是干预法官独立判案的一个借口。”朱征夫直言，社会效果不能取决于领导的喜好，对判案法官来说，尊重司法规律、独立判案，正确实施法律就是最大的社会效果。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这一点在最高检和最高法的改革方案中有所细化。“应该说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能有效解决司法‘地方化’的问题，这是司法去行政化走出的重要一步”。

　　朱征夫认为，去行政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地方权力对司法的干预。举例来讲，一个行政案件在A市法院审理，被告却是A市市政府，这个官司打赢的难度可想而知。若该案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不在当地法院审理，就会在极大程度上减少地方政府干预的力度。

法治教育应该多一点权利教育

　　朱征夫在提案中提出：法治教育应该多一点权利教育。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起来法治教育，言必谈义务、话必涉守法，而很少提及公民权利。以至于，在公民的刻板印象中，法治教育理所当然地成为守法教育和听话教育。

　　“法律的本意不是这样的。”朱征夫说，这种法治教育不仅曲解了法律的本意，还很难培养健康的法律意识。

　　权利和义务从来都不是相互对立和割裂的，法律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权利背后是义务，义务背后是权利。如果只是会遵纪守法，而不知如何行使自身权利，也必将不会对政府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

　　“所以，义务我们履行，权利当然也要行使。”朱征夫认为，公民法治教育要多一些权利教育，既要讲公民的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也要讲批评权、监督权、参与权。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才能产生一个健康的法治意识。如此一来，公民不仅能了解自身权利，如何行使权利，还能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效保护自身权益。

信息提供：上海所